1984年洛杉矶夏奥会

　　洛杉矶奥运会相当特别，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早在1978年春天，在雅典的卡拉维勒饭店决定由这座加利福尼亚城市主办奥运会的时候，事情就已经与众不同了。因为它是惟一的申办城市，而且它还有1932年举办过奥运会的经历。人们还清楚地记得蒙特利尔亏损的负面影响，所以没人愿意为一个可能带来损失的计划下赌注，而且奥运会尚未摆脱因抵制而造成的危机。国际奥委会正处于低潮。由于洛杉矶是惟一的候选城市，因此他们提出了相当苛刻的条件，国际奥委会只好屈从，别无选择。无论是洛杉矶市政府，无论是加利福尼亚州政府， 还是联邦政府都不作任何承诺，也不提供任何财政支持。他们还要求主办者自己谈判电视转播权，因为当时急需钱来进行筹备工作。我们确确实实面临一个充满未知数和危险的新时期。在没有任奥委会主席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观望者。但后来我被推举为奥委会主席，必须直接参与和美国人的谈判，一切都是那么艰难。国际奥委会和洛杉矶组委会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我们一直在寻找积极的方面，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还算幸运，因为组委会主任皮特・尤伯罗思是一个有着企业家远见卓识的年轻人。他懂得如何把大家组织起来，虽然由哈里・阿瑟尔负责，但尤伯罗思真正管理着所有的事务。惟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很少求助于欧洲的专家，可见美国人是多么的自负。和组委会执委的对话并不容易。国际奥委会同意他们不用新建任何场馆，只修一个自行车赛车场，而且资金是由一位赞助者提供的。对某些项目，比如射击，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案，搞得国际体育联合会主席墨西哥人巴斯克斯・拉尼亚大为恼火。这样，最终他们赢得了两亿美元的收益，由两个基金会分享。其中一个基金会的宗旨是推动加利福尼亚州青年体育运动，其现任领导人是安妮塔・德弗兰茨；另一个则是为在经济上帮助美国奥委会而设。国际奥委会从组委会那里得到的资金很少，不过我们的运气还不错。组委会分给国际奥委会的资金是提前支付的，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笔钱，而且当时美元的利息高达17%，这样我们的经济状况得以缓解。由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进行了抵制，这次奥运会也会得到报复。大家都在猜测，认为苏联要对美国进行抵制，以牙还牙。报纸上不断地重复着“抵制”这个词，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局势因为里根在欧洲部署中、远程导弹而顿时紧张起来。舆论界吵得沸沸扬扬。军备竞赛升级对谁都没有好处，尤其与我的恢复奥运大团结的观念相抵触。更有甚者，一些人发表的不负责的言论给局势火上浇油。因此，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主席是惟一授权的发言人。看来这一措施暂时缓解了紧张气氛，1983年7月斯巴达运动会开幕式前，就连苏联部长格拉莫夫在莫斯科的乌克兰饭店接见我时也表示，抵制一词不存在于苏联，他们不想将政治和体育混为一谈。这番话听起来是个好兆头，不过我一点也不相信。奥运火炬到达纽约那天下着雨，气氛很忧伤。早上我接到国际奥委会新闻部何塞・索特罗的电话。我即将动身前往华盛顿会见里根，一盆凉水浇到我们头上。那位一直关注事态发展的新闻官告诉我苏联奥委会正好在那天早上召开会议，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们倾向于要抵制这次奥运会，对四年前西方国家的抵制予以报复。消息得到了证实：苏联及其卫星国决定不参加本届洛杉矶奥运会。当天下午我们会见了罗纳德・里根总统并向他解释了整个情况。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参加此次奥运会确实让人感到惋惜和痛心。“您觉得这怎么样，主席先生，我写一封信给契尔年科总书记，邀请他和我一起出席奥运开幕式？”他这样问道。从里根总统的话中，我隐约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时间我心里的希望点燃了。我不希望他怀疑我们的态度，于是立刻回答：“我祝贺您，总统先生，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建议。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愿意亲自去克里姆林宫将信交给他。”此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说道：“总统先生，您刚才提的建议最好再仔细研究研究，因为这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总之，他强烈地警告了里根总统。我们继续谈话，但是说实话我几乎没什么兴趣。我只是想着里根刚才高声提出的建议。由于我们没再谈论此话题，而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我觉得应坚持刚才那个新建议，说不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总统先生，请允许我提醒您一开始我们所说的由我去转交您给契尔年科总书记信的问题……”

　　于是，里根总统带着他那好莱坞式的微笑，什么也没说，更确切地说是他意识到他的外交顾问认为送信的主意并不太合适。就这样，一个可能解决抵制问题的方法失败了。抵制的理由是保护要来洛杉矶的运动员的安全，这样的说法是荒唐的？因为虽然运动员们最终没有出现在运动会上，可他们(苏联)还是派来了数目不少的领导、官员、记者，甚至游客。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死后，克里姆林宫选出的新领导人让所有专家都大为惊讶：契尔年科，一位年迈的领导人，身患一种严重而无药可救的疾病。至于他的能力，人们可想而知了。这样，苏联所有对外事务都交给了一直是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是他一手策划这次抵制活动。他一向对美国抱有敌意。由苏联领导的抵制活动肯定会自动被受其影响的其他国家追随，这样抵制的国家总共有17个。但我们还是争取到三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他们是南斯拉夫、中国和罗马尼亚。后者的参赛还得归功于国际奥委会说服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美国观众把最热烈、最真诚的掌声都给了这些代表团。如果我们把莫斯科发生的抵制和这次相比，会发现这次没有那么严重，因为除了17个抵制国，参赛代表团达到了140个。这是一个新的纪录并预示着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的不断壮大。奥运会期间，人们不再谈论政治和抵制，全世界都关注比赛，把那些没来参赛的国家忘在脑后。我认为洛杉矶的例子值得一提：它说明了政治家开始相信抵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影响本国运动员参赛，政治家应该为运动员负责。“铁幕”倒塌后，我们通过运动员的声明意识到，他们才是政治冲突最大的牺牲者，为政治家的独断专行付出代价的是体育事业和运动员。洛杉矶奥运会对我的主席职务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它表明举办奥运会也可以为举办城市和国家赢利。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以不牺牲主办国经济利益为起点的奥运会新模式。据此，在举办奥运会时应该建立两种全然不同的预算：一是纯属同举办有关的预算，包括建设和改造体育场馆，还有一切服务费用(膳食、注册、新闻、交通、庆典、礼宾等等)；二是公共基础建设的费用，包括道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机场改建，电信系统等，这些投资在有无比赛的情况下都是必要的，国家应该通过提前投资以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同时，我们得到的经验是不能把主办权交给一个没有国家相应保证的城市。奥运会已经升级为一个对各级行政部门都有要求的运动会。我们不能重蹈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覆辙，连为奥运会服务的警察的工资都要由组织委员会提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实在是不可思议。这次受到苏联集团抵制的奥运会共有140个代表团参赛，6797名运动员(5230名男运动员、1567名女运动员)参加了21类运动的221个项目。夏奥会取得了巨大的体育成就。观众热情很高，竟有十万多名观众都聚集在玫瑰碗体育场观看法国以2∶0胜巴西的足球决赛。在那些伟大的运动员中，我想提及的有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他在田径比赛中获得了四枚金牌，平了同胞杰西・欧文斯的纪录；还有德国选手麦克尔・格罗斯，他因为宽阔的肩膀得到了“信天翁”的绰号；美国跳水运动员格雷・洛加尼斯；摩洛哥女运动员贝尼斯(400米跨栏冠军，1998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成员)；我也没忘记塞巴斯蒂安・科埃的胜利以及瑞士女子马拉松运动员斯谢斯，她到达终点的时候已经虚脱了，可以说是体育精神的代表。从洛杉矶回来后，在去布拉瓦海岸休假前，我在帕尔马的马里文特宫晋见了国王胡安・卡洛斯，我将任主席后主持的第一届奥运火炬送给了他。从此以后，我总是向他赠送每一届奥运会的火炬--友谊的真正象征。国王是一个真正的体育运动者，他懂得参与奥运的重要意义，因为早在1972年他就参加过奥运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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